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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一个日本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像伊田助男这样的日本人并不是孤例。
1931年，日本人精心炮制“九一八”事变，、侵华野心彻底暴露。次年8月，世界反战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宋庆龄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而这个大会的积极筹措者，正是一个日本人，名叫片山潜。他在大会上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妄图消灭中国红军的罪恶活动，并号召国际反战组织一致支持中国革命。
片山潜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在世界反战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年，病逝于苏联。尽管片山潜本人没有参加中国革命，但他的继承者野坂参三却在阴差阳错之下到了延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野坂参三是一个肥料商人的儿子，在中国的革命者还在为推翻清政府而奋斗时，他已经开始接触社会主义。辛亥革命爆发那年，野坂参三写出《论社会主义》一文，肯定了社会主义才是人间的“正义”和“人道”。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一年，野坂参三在英国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很快，野坂参三就决定回到国内，要解放日本的劳苦大众。但在人均武士道的日本，野坂参三除了坐牢，还是坐牢。无奈之下，他只好润苏联，成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野坂参三正在莫斯科。当日本把侵略中国的战争从中国东北扩大到华北，进而又有发展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趋势。为了对这种趋势进行斗争，他决定想办法潜回日本，去领导日本的革命工作，但由于日本反动政府的戒备森严，回日本已不可能。
此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告诉他，有一个中国同志近日要回国，愿不愿意一道去中国看看，再找机会回日本。野坂参一想，反正一时半会也回不了日本，去中国考察一下那里的革命状态，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940年初，在莫斯科皇宫医院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决定回国，野坂参三下患难16年的夫人，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亚罕分别装扮成华侨和周恩来的随员，与任弼时、邓颖超及师哲等人一起秘密离开大雪纷飞的莫斯科，取道新疆，于当月25日到达延安。
当时的中国，大半国土被日本侵略者占据，延安周围还有胡宗南的40万国民党军封锁，野坂参三想要在这样重重围堵下回去日本，完全是没有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反正回去日本也是为了革军国主义的命，还不如留在中国抗日。于是，野坂参三脱掉西装，换上八路军军装，改名叫林哲，住进了王家坪附近一座一进两孔的套窑，与朱德住地相邻。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野坂参三进入“日本问题研究室”。以前在红军时期，毛主席一个获取情报的秘诀，就是通过阅读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报纸，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是要跟日本人作战，这一“秘诀”就难以发挥了，一个是语言问题，另一个是对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况也不甚了解。而野坂参三来了，这一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野坂参三日语当然不成问题，而他在国内多年的斗争经历，论起对日本政治情况的熟悉度，整个延安当然无人出其右了。不过延安深处内陆，想要突破国民党的封锁都不容易，又上哪儿去搞日本发行的报纸刊物呢？野坂参三也提出了疑问。
不过，这一半的问题很快就被周恩来解决了。作为共产党情报机构的奠基人，周恩来在国统区甚至是日战区安插了大量的情报人员，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上层阶级。通过这些人，每人预定一两份日本报纸，再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延安，最终汇总到野坂参三面前。为了运送这些报纸刊物，甚至有大量地下交通员牺牲在途中。
有关日本的资料源源不断送到延安，野坂参三的工作热情也很快被调动起来。他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阅读分析日本的报刊，在重要条目上做出标记，研究人员据此进行整理，撰写有关日本政局和军事方面动态的论文。
这些论文每次一发表，都会在延安知识圈引起轰动。因为，虽然全国抗日已经三年了，但关于日本国内的形势、国民的状况以及日本民众对于战争的态度，谁也不知道。因为只有少数人知道野坂参三的身份，也导致谁都不知道延安什么时候天降神人，纷纷打听这些论文的作者究竟是谁。
《解放日报》是共产党最重要的刊物，毛主席亲自规定，其社论由“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野坂参三也是主要作者之一。大量关于日本问题的社论，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基本上每天都要与野坂碰头，甚至让他住在自己家附近的一座房子里。
野坂参三在延安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做前线日军的宣传工作，以及日本战俘的教育工作。共产党原本做思想工作是行家，但对于打了“武士道”鸡血的日本兵，却极其头疼。对于国民党士兵，还可以说“你父母在老家都分了地”来感化，可对于嗷嗷叫的日本兵，完全是束手无策。以至于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想要在战场上抓俘虏，都非常困难。每次打仗都要将敌人消灭到最后一个，这对于自己，无疑也需要巨大的损耗。
自从野坂参三进入敌工部后，很快就联合其他几个在延安的日本反战人士，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这之前，八路军在前线对敌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往日战区散发传单，对敌广播等传统手段。这些传单，日本兵就算捡起来，也都不敢看。何况宣传内容，还不一定对日本人的胃口。
延安支部成立后，出版了日文月刊《士兵之友》，还开设了每周两次的日语无线电广播，大大完善了传统的宣传内容。此外，野坂参三还另辟蹊径，对日本兵实行“点对点”突破。
当时的通讯工具不像现在这样严密，基本上只要搭对了线，就能四处通电话。我们懂日语的宣传人员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岗哨炮楼里的日本兵畅聊人生。 什么“故乡的樱花开了”、“家里的欧多桑欧卡桑怎么样了”、“好久没听到家乡的小曲”……都能成为夜间谈话的话题。
其实日本士兵也大都是穷孩子，本质上跟国民党士兵相近。不同的是，日本兵被洗脑比较严重，日本的社会环境也不一样，因此对待国民党兵那一套效果不佳。而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理论，与日本实际情况相结合，就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种“点对点”的宣教，看上去效率低下，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效果。很多日本兵的反战意识被激发，战场上表现消极，给八路军提供情报，甚至调转枪头加入八路军的都大有人在。
通过各种各样的反战宣传，日本士兵逐渐了解了反战同盟的性质及八路军的各项政策，向八路军主动投降的人数显著增加。据统计，1940年主动投降的日军人数占中共所收容日军俘虏总数的7%，1942年增至18%，1943年占48%，1944年则达到80%。反战同盟正是以这种无声无息的搏杀，瓦解了日军的军心。正如朱德总司令在评价反战同盟的工作时提到，反战同盟是“发动千百万（日本）士兵投入反战运动的杠杆”。
对敌工作另外一项就是教育战俘。对国民党战俘的思想工作，往往只要一句“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让他们看一下共产党的官兵平等，就能让大多数人为之动容。此外，就是“愿意留的留下，不愿留的领路费回家”。这一招很厉害，导致国民党战俘一分为二，一部分迅速调转枪头；而领路费回家的，往往很快又会被抓壮丁，再到战场上，还能指望他们卖力打共产党？
日本战俘完全不一样，他们被军国主义洗脑实在太厉害了，基本上将被俘视作一种羞辱，动不动就喊着要自杀。他们认为作了八路军的俘虏便是更大的耻辱,不仅自己一生完了,就连家属也将受到唾弃与谴责。
即便好不容易劝得不自杀了，基本上也不可能合作，甚至经常出现一批战俘集体面向天皇的方向敬礼的场景。即便偶尔有一两个觉悟的，也会遭致同伴的谩骂，“身为日本男子,却甘心做支那的走狗,象奴隶牛马般地被利用,还不如早些死了的好。
针对这些现象，野坂参三提出了建议，建立一座学校对他们进行民主教育。毛泽东表示赞同。为日本战俘在延安开设一所专门学校，这在战争史上是一个创举。这个学校的名称确定为“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正式开学，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停办。野坂参三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并亲自参与教学。
“日本工农学校”开课后，日本学生的思想是复杂的。当时到达延安的日本俘虏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极其顽固者，这些人不但不听从八路军劝告，而且经常反驳。他们认为日本决不可能打败仗，他们不相信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的生活日益贫苦。第二类人患思乡病，每到黄昏时分，就望着东边的天空。第三类人逐渐习惯于八路军的生活，被俘时的悲观失望情绪已经消失，感到前途光明。
对于这些层次不同的战俘，野坂参三采取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从初步的社会主义理论，到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问题，最高层次则将联共（布）党史。除了这些外，野坂参三还亲自给他们讲日本问题和时事问题。
日本兵也大都是穷孩子，野坂参三让他们逐渐清楚，他们在前线拼死拼活打仗，那些驱使他们的王室、贵族，却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而他们的父母依然在乡下过穷苦日子。至于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劳动者的理论，在日本有着多年工人运动经验的野坂参三，总是能深入浅出结合实际，让战俘们看透其中的本质。
此外，八路军发挥优待战俘的优良传统。精神上尊重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卫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和压服的方法管理学员，而是用赤诚的阶级友谊，以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消除法西斯思想的毒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人民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成见，逐渐把其民族自尊心引向正确的方向。
其次，在物质生活上，给以优惠待遇。他们的生活待遇大大超出了八路军一般战士的生活水准。再次，从政治和集休生活上，给他们以充分的民主自由。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直接参与民主政府的工作，并有权监察及弹刻边区各级政府的政务人员。
在日本军队中，这些底层的士兵，往往只有说“嗨”的权利，哪里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人心都是肉长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长此以往，战犯们的思想转变非常明显。
学员们很有感触地说:“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八路军把我们当朋友、弟兄和同志。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谢。
宫川英男1918年出生于山梨县一个望族，1939年应征入伍，随日军第32师团于当年踏上侵华战场。1941年7月29日宫川被我军俘虏。经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中日本同乡的现身说法，宫川逐渐与军国主义思想划清了界线。随后宫川英男自愿参加八路军，并加入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在被日军包围后，饮弹自尽，时年27岁。1980年，宫川英男的灵柩被迁入山东济南长清烈士陵园，并竖立了烈士墓碑，成为中国首批300名抗战英烈中的唯一日本人。
不被洗脑成傻子的日本兵，只要是个正常的人类，也确实应该站出来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想象一下这些穷兵娃子，某天在退下前线休整时发现，自1941年以来汇给自己爹娘的钱被管制了，不能取出来；亲爹被拉去做民防救火队让美国炸残废了，自家房子让人掀了老娘冻饿而死；你一直喜欢的青梅竹马高中都没念完就被发配硫磺岛当护士，堵在洞口做人盾被凝固汽油弹活活烧死；12岁的妹妹饿的被连哄带骗去做了慰安妇，在马金环礁每天被十几个同僚蹂躏，流产、不能生育、眼神变得呆滞，幸运的是没有被调到冲绳，否则有可能被饿疯了的皇军杀了吃肉。这个日本兵的战斗意志崩溃了，去他娘的“王道乐土”，他们发现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争取的是虚无的荣誉和谎言。
《硫磺岛的来信》中，一个日本兵在失败后，大家决定自杀向天皇效忠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个不是天皇，而是自己在家怀孕的妻子。所以当信仰和个人利益甚至是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是会动摇的。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野坂参三认为日本共产党遭摧残严重，而他本人短时间内无法回国革命，于是决定公开自己的身份，利用日共的影响力，领导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斗争，充分发挥日本共产党的作用。这一建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并精心为其安排了一系列的“复出”事宜。1943年6月6日，中共中央以极高规格为野坂参三举行了延迟3年之久的盛大欢迎会。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应邀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鲜为人知的是，野坂参三的发言稿写好后，还送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在文字上进行了推敲，帮助改动了几个地方。
1945年9月9日，野坂参三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前，众多中共重要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此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回到日本后的野坂参三，1962年野坂七十寿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
野坂参三在延安期间，亲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毛泽东思想的英明，回国后将毛泽东的理论结合日本实际加以阐述，在民众欢迎集会上大讲“日共必须做到成为人民爱戴的党，为人民服务的党。”这句话成了日本朝野一时争相传述的话题。
参考资料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野坂参三》，黄禹康。中华魂
《野坂参三与中国共产党的日本认识》，刘建平，开放时代
《野坂参三与中国解放区的日人反战运动》，杜玉芳，理论月刊
《野坂参三与日本工农学校》，焦彦芹，日本问题研究
《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在延安》，范婷，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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